2025年初春，中国司法系统释放出明确信号：对虚拟货币相关犯罪的打击正从零星整治转向体系化围剿。公安部与最高检在1月相继召开的工作会议中均强调，将重点围剿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电诈、洗钱及非法跨境资金流动。这一政策动向既是对2024年犯罪态势的延续性回应，更预示着监管层正着手构建针对新兴技术风险的系统性防御体系。本文结合全年司法数据、典型案例及政策演进轨迹，从犯罪形态演变、监管逻辑迭代与法律属性争议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剖析，力图揭示虚拟货币监管背后的技术博弈与制度困境。

一、2024年涉虚拟货币犯罪的结构性特征

（一）地域分布与案由演变

梳理威科先行平台公开的401份2024年刑事判决书可见，河南省以绝对数量位居涉案榜首，湖南、陕西、上海等省市紧随其后，折射出犯罪活动正加速向中西部省份渗透的新趋势。与往年集中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不同，2024年案由结构发生显著偏转：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比达61.87%，其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122件）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57件）构成主流，清晰揭示虚拟货币已从投机标的蜕变为犯罪工具的依附性本质；侵犯财产罪占比31.2%，盗窃罪、诈骗罪的涉案金额认定往往与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界定直接挂钩。

（二）技术工具的犯罪化应用

虚拟货币的匿名面纱与跨境流通优势，使其逐渐成为地下经济体系的“数字血管”。典型案例显示，“对敲型”地下钱庄通过USDT等稳定币构建人民币与外汇的单向循环通道，境内收取法币、境外支付加密资产的模式成功绕开传统外汇监管。2024年查处的赵某团伙案（涉案兑换金额4385万元）与陈某国跨境汇兑案（2.2亿元），均因采用该模式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在洗钱犯罪中的应用已呈现专业化分工特征——王某某集资诈骗案中，马某通过境外平台将2.49亿元USDT分层转化为法币的操作，同时触犯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凸显上游犯罪与下游资金处置环节的深度勾连。

二、监管政策的迭代逻辑：从行为规制到技术治理

（一）外汇与反洗钱领域的精准打击

2024年12月落地的《银行外汇风险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迈出关键一步——首次将虚拟货币跨境流动纳入商业银行实时监测体系，要求对“虚拟货币媒介的资金异常流动”启动即时预警机制。这一规定与2019年“两高”关于非法买卖外汇的司法解释形成监管闭环，明确“以虚拟货币为媒介的变相换汇”构成非法经营罪，且需满足“营利目的”这一主观要件。洗钱犯罪领域同样出现突破性进展，2024年8月生效的《洗钱刑事案件解释》将“虚拟资产交易”列为新型洗钱手段，成都中院审理的王某某案中，法院首次对“自洗钱”行为（上游犯罪人亲自实施洗钱）加重刑罚，标志着对虚拟货币洗钱的打击已进入“全链条追责”新阶段。

（二）司法处置的实践困境与创新探索

随着涉案虚拟货币规模激增，司法机关正面临“查获易、处置难”的现实梗阻。2025年1月召开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专题研讨会”披露，当前普遍采用的“委托第三方平台变现”模式因缺乏明确法律授权，已引发多起合规争议。河南南阳法院审理的杨启超诈骗案颇具代表性：法院虽认可USDT的财产属性并折算人民币量刑，但对冻结、变现程序的合法性未作明确阐释。这种“重定罪、轻处置”的司法倾向，暴露出虚拟货币司法框架的结构性缺陷——既无专门立法支撑，又难以直接套用传统财产刑规则。

三、法律属性争议：从价值判断到规范建构

（一）司法实践的分裂性立场

虚拟货币究竟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属性”，已成为司法裁判的核心分歧点。2024年河南南阳中院审理的杨启超诈骗案颇具代表性——法院明确认定“虚拟货币虽不具法定货币地位，但具备可支配的财产属性”，直接将USDT价值计入犯罪数额；而《人民法院报》同期刊发的理论文章则尖锐质疑“刑法财物说”与民事政策的内在冲突，认为过度保护虚拟货币财产权可能间接助长非法交易。这种裁判立场的分裂在上海松江法院审理的一起服务合同纠纷中更为凸显：法院一方面承认虚拟货币的“虚拟商品属性”，另一方面又认定相关交易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折射出司法机关在实用主义与规范逻辑间的艰难平衡。

（二）理论争议的深层逻辑

支持“财产属性说”的学者强调虚拟货币的经济价值特征（如稀缺性、可交易性），2024年12月《人民法院报》刊发的案例分析指出，窃取USDT的行为可能同时构成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论处。反对者则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出发，主张民事法律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否定性评价应当制约刑法的介入范围。这场争议本质上是“技术创新包容”与“金融安全优先”两种价值取向的博弈，其结果将直接影响未来罪名适用边界——包括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核心罪名的构成要件解释。

四、未来趋势：立法前瞻与行业应对

（一）立法动态与监管路径

202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已明确将虚拟货币纳入“新兴领域立法研究”重点课题，但业内普遍认为短期内专门立法可能性较低。更具现实性的路径是通过司法解释完善现有规范框架，例如：明确虚拟货币的“特殊物”法律定位，建立涉案资产查封、扣押、变现的标准化流程；细化洗钱罪上游犯罪类型，将更多虚拟货币相关行为纳入规制射程。值得关注的是，“流水超170亿的虚拟货币地下钱庄”等新型案件已推动监管层探索“技术+法律”的协同治理模式，区块链监管科技（RegTech）的应用正逐步从概念走向实践。

（二）行业合规的风险提示

对加密行业参与者而言，三大合规红线已清晰浮现：一是“工具化风险”，需严防为跨境资金流动、洗钱等犯罪活动提供技术支持；二是“法律适用风险”，需精准把握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差异；三是“资产处置风险”，司法机关对涉案虚拟货币的冻结、强制变现措施因缺乏程序规范，可能导致合法权益受损。业内人士建议，相关主体应尽快建立内部合规审查机制，尤其在跨境支付、资产管理等业务环节，需强化法律尽职调查与风险预警。

总结

2024年的司法实践与政策演进清晰显示，中国对虚拟货币犯罪的治理已从“运动式打击”转向“体系化监管”，核心关切点正聚焦于其作为犯罪工具的社会危害性。然而，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认定、涉案资产处置规则及技术监管能力等深层问题，仍需通过立法创新与技术突破协同解决。对行业而言，理解监管逻辑的底层框架——尤其是外汇管制与金融安全优先的政策取向，比追逐短期政策红利更为关键。可以预见，随着立法研究的深入推进，虚拟货币领域的合规生态或将迎来系统性重构。